一， 法家的產生。

歷史上有兩種法家，貴族法家很平民法家。后來貴族法家勝利了。

二， 法家的改革思想。

1經濟改革思想。法家與道家儒家經濟思想之不同。法家因人、因地和開放式地發展經濟。“今以故秦事敵，而使新民作本，”（商）

2，政治改革思想。

以“富國強兵”為導向：“今世君不然，釋法而以知，背功而以譽。”（商）

法家加強君主集權：

① 弱民；②強勢；③用術；④壟斷利途；⑤戰爭。

國這所以重，主之所以尊者，力也。”（《商君書·慎法》）“君人者，國小則事大國，兵弱則畏強兵。大國之所索，小國必聽；強兵之所加，弱兵必服”（《韓非子·八奸》）

“有道之主，遠仁義，去智能，能之以法”（《韓非子·說疑》）

3，思想文化的舉措。

法家的著眼點是，

**， 爭奪話語權，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；

商鞅說：“所謂義者，為人臣忠；為人子孝；少長有禮；男女有別；非其義也，餓不茍食，死不茍生。此及有法之常也。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”（《商君書·畫策》）

“救群生之亂，去天下之禍，使強不陵弱，眾不暴寡，耆老得遂，幼孤得長，邊境不侵，君臣相親，父子相保，而無死亡系虜之患”（奸劫弒臣第十四）

第二， 提出務實的是非善惡標準。

“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，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，故圣人不求無害之言，而務無易之事。”

“今人主之于言也，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；其用于行也，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。是以天下之眾，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于用，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，而政不免于亂；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，故智士退處巖穴、歸祿不受，而兵不免于弱，政不免于亂，此其故何也？民之所譽，上之所禮，亂國之術也。今境內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國愈貧，言耕者眾，執耒者寡也；境內皆言兵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，言戰者多，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，不聽其言；賞其功，必禁無用；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勞，而民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。戰之為事也危，而民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。戰之為事也危，而民為之者，曰：可得以貴也。今修文學、習言談，則無耕之勞、而有富之實，無戰之危、而有貴之尊，則人孰不為也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，事智者眾則法敗，用力者寡則國貧，此世之所以亂也。故明主之國，無書簡之文，以法為教；無先王之語，以吏為師；無私劍之捍，以斬首為勇。是境內之民，其言談者必軌于法，動作者歸之于功，為勇者盡之于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，有事則兵強，此之謂王資。”

三， 法家之法。

法背后包含的文化信息有：

1， 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礎上；

2， 法要與時俱進；“法與時轉則治，治與世宜則有功。”（韓）

3， 法要服務于國家的中心任務；

4， 法著眼于防范；“夫圣人之治國，不恃人之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為非也。恃人之為吾善也，境內不什數；用人不得為非，一國可使齊。為治者用眾而舍寡，故不務德而務法。”（韓）

5， 法要規范、無情。

四， 法家的“舉國體制”。

1， 君國—君主位居至上；

2， 君德—君主不能胡作非為；

3， 君智—君主要提高執政能力；

4， 君政—君主政治要效率高、規范、無情。

五， 法家之局限性。

1， 不講家族意識，這是脫離中國的國情；

2， 過于強調無情，超出人的承受能力；

3， 過于集權，壓抑了地方的生命力；

4， 法制成本過高。